新刊 | 孙歌：黄河纪事
▲ 奔腾的黄河（李志毓供图）
文 | 孙 歌
（《读书》2016年3期新刊）
迄今为止，我仅仅见过一次黄河。并非著名的陕西壶口瀑布，而是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那里地处黄河下游，是黄河奔向大海的最后一段水域。
记得那是个晴朗的秋日。天空碧蓝，风和日丽，静寂无声。黄河缓缓地流淌着。水面宽阔，波澜不惊；平坦的河中央有一抹沙渚，虽缺少萋萋芳草，却足够长脚鹭鸶短脚水鸟悠闲地在上面散步休憩。置身河边，隔着宽阔的水面，隐约可见对岸散落的村庄与稀疏的树林，遥遥如海市蜃楼一般。那一瞬间，我甚至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到了海边。
▲ 孟津湿地的白鹭（Photo: Xinhua/Zhu Xiang）
不过，一旦俯瞰水面，这错觉立刻就消失了。那被淤泥染成土黄色的河水，卷起无数大小漩涡，纠结着、扭动着，无声无息却一刻也不停歇，执拗地翻滚出暗黄色的波纹，黄河就这样壮阔而诡秘地流向大海。
你可以用任何形容词来形容它，只是不能用“清澈 ”二字。它虽然是混浊的，却也无法因此而蔑视它的壮阔。这就是黄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黄河。
常有人横渡长江，甚至还有人横渡台湾海峡。昔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曾经成为美谈，当今横渡台湾海峡的壮举则为两岸民众津津乐道；然而，从来不曾听说过有人横渡黄河。无数不动声色的漩涡，宛如提示着人类的极限一般，把所有的挑战拒之门外。我请教了当地的朋友，才知道这些连成一片的大小漩涡的来历：黄河水挟带了大量泥沙奔流而来，泥沙不仅浑浊了河水，而且在水面之下形成了无数龙卷风般的漩涡，从河底一直延伸到水面。在这泥水构成的陷阱阵里，连漂浮都很困难，遑论游泳。
▲ 宁夏中卫的黄河（Photo：Xinhua/Wang Peng）
站在黄河边上，当地的年轻朋友对我说：由于黄河经常泛滥，河南省成立了治黄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专门负责管理黄河两岸的土地。确实，两三日前访问古都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友人告诉我，过去开封城的一部分由于黄河的泛滥被埋入地下，现在的开封城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建造的。所以，开封至今为了保护埋在地下的古迹，仍然不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建造高层建筑。黄河来到下游之后，在一些地方水面高于地面，形成了危险的“悬河”，历史上每到战乱之际，破坏黄河堤防、人为地造成河水泛滥，从而借此取胜的事态，也是时有发生的。
据说有个美国人曾经向中国人询问：黄河如此泛滥，冲刷两岸的土地，带来各种麻烦，为什么中国人偏偏把这样一条河称为“母亲河”？坐在黄河岸边，我向身边的几位河南省出身的年轻人询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爽快地回答说：“因为假如没有这条河，就没有我们中国人。”
午饭的时间到了。年轻的友人在河边上的一家“黄河饭馆”设宴招待我。这是一家由黄河渔民经营的饭馆。这家饭馆实在寒酸，停靠在河岸边上的一条渔船上放置了几张桌子若干凳子，权作店面，后厨则在岸上林子中一个简陋的小土房里；土房边上略显泥泞的平地上跑着散养的鸡鸭，不留神就会把人绊倒的树丛和散乱一地的碎枝条让来人找不到路径。两条狗摇着尾巴对来店的客人表示了善意的好奇，几只鹅却越俎代庖地对所有客人一视同仁地进行驱赶。稍远处有个硕大的泥水坑，混浊地不见动静。渔民热情地招呼我们，说是早晨刚刚张网捕到了新鲜的黄河鲤鱼和小白虾，都是郑州城里难得一见的好东西。我们点了这两样，半信半疑地看着渔民把一张网撒到了这个泥水坑里，半张网缓缓拉起，居然真有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被拉上了水面。
我们在船上找位置坐下，眺望着混浊的黄河水缓缓流过。朋友告诉我，现在郑州城里到处都在卖黄河鲤鱼，但多是别处养殖的假货，真正的黄河鲤鱼，只有到黄河边上才能找到。这种由渔夫自己开的饭馆，早上打到多少鱼，白天就烹调多少鱼，运气不好的时候也可能吃不到。
眨眼之间黄河鲤鱼和黄河白虾都端上了桌。极为朴素的烹调，毫无做作的外观，加上周围组成军团扑过来抢食的苍蝇，让我很难产生食欲。然而第一口吃下去，我却大吃一惊：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鲤鱼！它不但没有普通鲤鱼的土腥味，而且肉质细腻上乘，鲜美可口到极致！瞬间我不再在意周围的环境，一切脏乱都不再干扰我品尝这朴素的美味！我大快朵颐，同时也不免疑惑：难道看上去如此不雅的环境，竟然能培养出如此精致的味道？
朋友见状大笑，向我说明道：虽然黄河水混浊难看，黄河鲤鱼却从中吸取了充分的营养；不同于那些清水里养殖的鲤鱼，这些穿游在漩涡之间的黄河鲤鱼把黄河水转变成了贵重的食材。
那次黄河之行一晃过去十多年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探访黄河。或许正因为如此，黄河的景象如同照相机的底片一般，牢牢地印在了我的眼底。那之后我去过很多地方，比黄河美丽诱人的景致比比皆是，然而不知为什么，那次短暂的黄河之旅却刻印在我的内心深处，无法被任何经验所覆盖。而每当这次永不褪色的旅行跃动在眼前的时候，黄河那绝对称不上美景的风光就带着特有的重量浓浓地包围着我，似乎把我拉进那无数翻卷的漩涡。
人生中总有少数无法拒绝的事物，黄河首当其冲。
二〇〇八年初冬，我结束了在日本的讲学回到北京。离开北京的这一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围绕着西藏问题国内外的骚动、奥运会筹备期间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四川大地震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以及它所暴露的各种问题，灾后重建的各种难题、食品安全引发的热议……哪一个事件都不是能够简单解决的孤立事件，而且哪一个事件都没有完结，都在以各种方式持续，并且左右着中国社会今后的走向。
这年入冬，社会上开始征集支援灾区的衣物。全国人民纷纷购买冬衣和被褥，并通过各种渠道送往灾区。物质支援之外，精神上的支援也由民间的志愿者默默地坚持着。我认识的一位志愿者，为了让那些在地震中伤残的孩子重新振作起来，在北京的艺术家和汶川的伤残孩子之间筹划着建立一对一的帮扶活动。不仅是四川，也不仅是灾后重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民众自主的努力。例如食品安全问题。自从三聚氰胺问题曝光之后，原来只是在局部受到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有机农业的必要性也渐渐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生活的品质需要普通人介入才能保证，当然，这样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必须直面两难之境。
我曾经在一位从事农民工子弟教育工作的年轻志愿者那里听到她的苦闷。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打工者，现在年年递增。随着政策的调整，他们回乡的趋势放缓，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由于无法在北京落户口，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工子弟都无法与北京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很多孩子不得不在“打工者子弟学校”上学；据说北京有上千个这样的学校，而教师质量和校舍质量合乎条件从而得到相关机构认可的只有三百多所。
这位年轻志愿者现在正在从事打工者子弟教育的志愿者活动。她和自己的同伴们为在打工者子弟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创造了“周末教室”。在这个项目中，她们一边分担着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的孩子们的烦恼，一边为他们创造增强自信的条件。她们的想法是，这些孩子或许将来无法进入大学，但是他们同样可以拥有人生的尊严。
直面这些无法仅仅用“贫富差别”加以概括的严峻现实，这个志愿者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的。即使可以自由地在北京落下户口，这些边缘群体的人们如何在超大城市中获得足够的生活保障也仍然是一个问题。据说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从若干年前就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虽然包括孩子入学等问题有了改善，但是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即使农村政策逐渐地向确保农民利益方面转变，但是由于现代化成为人们的生活目标，而农民渴望进城的心情也应该尊重，那么，农村的逐渐凋敝也将成为深刻的问题。从生活个体的角度看，在日益加速的城乡流动状态中，如何选择才是好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一位从事环保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当今环境污染的来源之一是大量不具备有害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村社乡镇小型企业。它们往往处于大城市的周边地带，生产高污染的产品，同时也解决了相当数量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环保政策一度曾经考虑对这些不合格的民营小企业关停并转，但是似乎并没有真正贯彻。一位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曾经这样质问环保工作者：“如果这样的小企业都因为污染问题被迫停产，谁来支付我的学费呢？难道你会管吗？”
中国社会在传统上一向有着平等诉求。但是在今天的现代化状况下，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才能回应和接近这样的诉求呢？
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下一个问题又发生了。或者一个问题刚刚解决，却诱发了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尤其在国际化的境况中，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是个不着边际的幻想。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无法逃避地必须直面这个两难困境。缠绕纠结地变动着的历史，正如同黄河这条“母亲河”一般，都不允许简单的美化。但是这严酷的现实，却如同混浊的黄河水可以孕育美味的黄河鲤鱼一样，正在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为智慧的生长提供着最肥沃的土壤。
做黄河的儿女，并非歌里唱的那么轻松，但是，这或许反倒是历史给我们的最慷慨馈赠。
▲ 陕西吴堡县的黄河纤夫（华商网 / 张永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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